我与UPI的故事 | 王缉宪：伴随UPI走向“国际”的点滴经历

为庆祝《国际城市规划》创刊40周年，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“我与《国际城市规划》的故事”，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，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5个故事。从8月19日开始，公众号推出“我与UPI的故事”连载，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。

最早与《国际城市规划》打交道是近20年前了。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编辑部请我组稿主持一个专辑“都市群交通与用地的政策和规划”。当年组稿的困难所在，一个是稿件的来源，一个是稿件的质量。最终我组织了7篇文章，其中5篇是译文，对我而言，这意味着需要考虑如何与每篇文章的作者或者译者沟通；还有就是如何才能让这个我喜欢的学术期刊更规范、更国际化，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它，并从它的文章里有所斩获。这两方面的经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翻译是件难事，因为不介意花时间翻译的人，往往是在读研究生，他们一边翻译，一边收获新知识。但因为外语水平的局限，翻译常常在一些关键地方词不达意。相反，可以吃透原文内涵的学者或者专家，则多数很忙，没有时间做翻译工作。另外，有些词汇，在规划界、地理界、建筑界的含义不太一样，比如place或者scale这些貌似简单浅显的词，其实是非常难翻译准确的理论关键词。任何误译都可能导致读者和后人对文章内容的误解。而有些误解一旦约定俗成，就很难改变了。比如logistics这个词，日本人翻译成“物流”，部分误解了原意，中国人跟着用“物流”这个词汇，后面衍生出很多问题，因为logistics所覆盖的活动远远超过“物流”这个词的字面意思。

标准化的问题也很重要。我应该是最早并最坚持《国际城市规划》（当年叫《国外城市规划》）的文章一律按照国际学术期刊的规范，把所有引文的参考书目全部原封不动地登出来的建议者。那个时代，全国中文期刊的规范，是列出不超过10篇所谓的“主要参考文献”，而且这些“文献”与正文之间也没有任何标注关系。读者不知道作者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数据上、什么观点上参考了或者直接引用了他人的哪篇文献。我向编辑坚持道：一定要原汁原味地把原文的参考文献目录全部列出，哪怕用最小号的字体！这才能给读者一个机会，去精读或了解各个重要观点的形成始末，或者去考证关键数据的来源。编辑部非常开明地采纳了我的建议。在专辑出版以后，《国际城市规划》成为在中国率先以这种国际标准方式刊登文章的期刊之一。

UPI是一个中外思想交流的界面，编辑部为了将最新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介绍到中国，40年来不断付出艰辛的努力。我赞叹编辑们的不懈追求，更预祝UPI越做越好，不仅成为中国规划界的标杆期刊，更成为将中国最新城市规划思想与成就介绍给国际的窗口。

作者：王缉宪，博士，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香港中心研究总监，香港大学地理系原系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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